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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纷红紫已成尘·布谷声中夏令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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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2月9日  

2017-02-09 09:37:1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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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2月日 - 78jitong - 春节快乐·鸡年吉祥
全椒奎光楼。吴敬梓曾在此读书,与友朋聚会

“公心”讽世才有艺术的历史真实

——比较《儒林外史》和《围城》的写作心境 

全椒——清代著名文学家吴敬梓的故乡。位于全椒中学内的奎光楼,是当年吴敬梓登高望远的地方。

吴敬梓曾经生活过的“探花第”,经过2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战乱损毁,连断垣残壁也未能留下。襄河南岸的吴敬梓故居纪念馆,与“探花第”遗址近在咫尺,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、重建于80年代初,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修复理念和欣赏水平,设计简单,布局平庸,聊胜于无。没有原汁原味的地方民居和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真实遗物作媒介,难以拨动来访者内心深处的情感,不能达到睹物思人的效果,终究不是访古探幽的所在。

清朝初年,吴家是全椒县的名门望族,其兴盛得益于科举。吴敬梓五世祖吴沛只是一个廪生。在明、清两朝,秀才分为三等,廪生是秀才中最高等级,吃国家供给粮。吴沛虽然没当官,却也初步尝到了科举甜头。他克勤克俭,对五个儿子严加督促,终于让四个儿子进士及第,其中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,在顺治十五年高中探花,吴国对的一个侄子后来又成为康熙三十年榜眼。在此前后50年,是吴氏家族的鼎盛时期。

吴氏先辈没有想到,家族后辈会出现一个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的叛逆者。更没有想到,这个叛逆者竟然依靠当时不入流的小说写作,成为光耀祖宗、名垂青史的功臣。

没有吴敬梓和他的不朽著作《儒林外史》,谁会有兴趣对全椒吴氏家族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和研究呢!20世纪初,胡适在编成《吴敬梓年谱》后说:“吴敬梓是我们安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文豪。”鲁迅充分认识到《儒林外史》的伟大,赞扬吴敬梓“公心讽世”。学贯中西的学者钱钟书,也在《儒林外史》影响下,写出了著名小说《围城》。

吴敬梓凭借《儒林外史》,把桐城文派所有作家的作品都压下去了。《儒林外史》与《红楼梦》一起,成为清朝文学的两座高峰之一。

曹雪芹和吴敬梓是同时代人,都经历了由童年的富贵生活到晚年的穷愁潦倒。不同的是,前者属于命运使然,后者属于性格所致。这在文学史上反倒是一件好事,促使他们接触广阔的社会生活,在世态炎凉中看清各色人物本质,对生命进行独特的思考。

到吴敬梓父辈,科举已无大的斩获。吴敬梓本人18岁考上秀才后,再也不见起色,屡试不中,备受族人冷落和讥笑。父亲和嗣父去世后,给吴敬梓留下了3万两银子,大约相当于2011年的上千万资产。可惜他不懂理财、守财之道,乐善好施,肆意挥霍,加上外人连哄带骗,不到10年便将所有家产全部败光,被视为“败家子”,并成为家乡人引以为戒的人物。33岁时,吴敬梓在全椒已待不下去,迁居南京,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。40岁时,为修葺南京泰伯祠,他卖掉最后一点家产——全椒老屋“探花第”。后来当好朋友程晋芳也陷入贫困时,吴敬梓感慨万端、无限凄惶地说:“你也到了我这种地步,这种日子不好过啊,怎么办呢!”贫困背后的万般辛酸,难以言状。

好在中国士人素有安贫乐道、勤奋著书的优良传统。吴敬梓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。他一定从孔子、左丘明、司马迁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那里找到了精神力量,从时人不以为意的小说写作入手,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搏击。这对于他的生活并无丝毫改善,但从历史上来看他成功了,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,也使他和他的家族名垂青史。

如果说曹雪芹是从古典诗词和戏曲接受艺术影响,那么吴敬梓更多是从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中寻找艺术灵感,同时也吸取了当时正在形成的桐城散文的一些长处。曹雪芹体现出不可抑制的才情,吴敬梓更多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功力。

在吴敬梓以著书来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时,有两点值得注意:第一,在吴敬梓时代,桐城文派日盛,考据学派初兴,小说属不入流者。他的好友程晋芳惋惜地说:“吾为斯人悲,竟以稗说传!”言下之意,吴敬梓写小说是浪费才华。由此可见,在他南京的交往圈子里,很多人不理解、不赞成他写小说。吴敬梓一意孤行去做这件不入流的事,实在需要深邃的眼光、坚定的信念和不畏人言的勇气。第二,一个长期处于贫困境地、饱经世态炎凉的人,很容易产生愤世嫉俗的偏激情绪,写抒情的诗词尚无大碍,写人事的小说则为大忌。值得庆幸的是,吴敬梓没有在写作中过多地感叹个人境遇、以个人得失来看待社会现象,因此对于社会现实、科举制度的批判显得格外有力——鲁迅称赞他“秉持公心,指摘时弊”。

这种超越自我的心境,使他在小说第一回就开宗明义提出自己的写作观点。当朱元璋确定以八股文章开科取士时,吴敬梓的代言人王冕说:“这个法却定的不好,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,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。”随后又大声疾呼:“一代文人有厄!”话音刚落,忽起一阵怪风,刮得树林“飕飕”直响,水面上的禽鸟“格格”惊起了许多。

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准,吴敬梓怀着巨大的悲悯情怀,将文人置于被害者的地位,不满足于或停留于对儒林人士自身各种缺点的批评和嘲讽,将重点放在追根索源,批判造成文人厄运的政治腐败、科举制度和社会恶俗风气。作家爱憎分明,感情强烈,但对小说中自己不屑的人物绝不“丑化”,始终以“公心”看待人事,在从容叙述中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。周进、范进、马二先生、王玉辉等大多数人,尽管迂腐可笑,甚至残忍可恨,但更多的是可怜可叹。他们敦厚善良的品性,也换来读者深深同情。

更为可贵的是,吴敬梓具有司马迁式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。《儒林外史》自始至终贯穿了深刻的忧患意识、乐观的生活情绪、坚定的探索勇气、崇高的精神追求。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艺术构造,吴敬梓都是有史以来司马迁最好的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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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敬梓手迹《奉题雅雨大公祖公塞图》

 

吴敬梓出生200年后的1901年,李宝嘉开始写作《官场现形记》;《儒林外史》写作200年后的1947年,钱钟书的小说《围城》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出版。这两部小说都对《儒林外史》有颇多借鉴,但前者主要是艺术形式方面,后来主要在思想内容方面。

不论是主题意旨、叙事方式、语言风格、人物故事,还是贯穿全书的议论比喻,《围城》都是一部非常独特而有魅力的小说。小说出版后至1949年连续印刷三次,引起一些争论,贬多于褒。新中国前30年,阅读界和评论界长期无人问津。1960年经夏志清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极力推崇,在海外有较大影响。1980年重印后畅销不衰,并一直成为研究热点,褒多于贬,评价越来越高,接近玄乎。夏志清宣称,《围城》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,显然针对《儒林外史》而言。1980年后,有论者认为《围城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新的《儒林外史》,继承并且在一些方面超过了《儒林外史》。有人甚至断言,《围城》是一个既现实又奥妙的艺术王国,无论接触到哪一层意蕴,总会深者得其深,浅者得其浅——真有点“封口”的味道,多少让有不同看法的人不好说话了。

确实,无论是小说发行量的大小、读者群的多少,还是研究者的热情、评论界的热闹,在1980年后的30多年里,《围城》都远远超过《儒林外史》。但这并不完全说明问题。鲁迅在1935年谈到《儒林外史》不被理解时,感慨地说:

中国确也还盛行着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,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。《儒林外史》作者的手段何曾在罗贯中下,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,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,也不伟大了。伟大也要有人懂。

其实在鲁迅以前的100多年里,《儒林外史》的被冷落就一直存在。明代有四大奇书之说,指的是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和《金瓶梅》。清代中后期,在明代四大奇书基础上,《红楼梦》替下《金瓶梅》,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说沿用至今。而与《红楼梦》同时代的《儒林外史》则被排斥在四大名著之外。

鲁迅批评的现象今天仍然存在,甚至更加突出。《儒林外史》的研究规模不如《围城》,也不如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,甚至不如《聊斋志异》。此外,影视界也对拍摄《儒林外史》兴趣不大。

这种状况,与《儒林外史》本身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相称。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局面,鲁迅在上述文字中透露了一个原因,那就是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“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”,而《儒林外史》中大量的交往礼仪和社会习俗离我们已很遥远,程朱理学和封建科举支配下的士人心理,也与现代人很难沟通。现代社会中,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很多策略,已演变成商战规则;《水浒传》的忠义和豪气,仍被许多人认可并在社会上践行;《西游记》故事对庞大的青少年群体,具有持久的吸引力;而《红楼梦》则有永恒的爱情主题作支撑。尤其是动漫时代,三国、水浒、西游故事更是推陈出新,深入人心。相比之下,《儒林外史》没有生动曲折的情节,没有惊心动魄的打斗,没有梦幻奇妙的想象,更没有缠绵凄婉的爱情,影视创作难以从中找到“噱头”。

还有一点与《儒林外史》特殊的艺术形式有关。小说宗法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呈链条结构特点。一段故事完成后,由相关人物引出另一人物,开始新故事,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故事,名为长篇小说,实际是相对独立的短篇小说。在不同的故事中,又借鉴了《史记》中“互见法”的艺术手段,一个故事中的主角,在另一个故事中往往成为配角。这种艺术结构本身没有问题:《水浒传》中人物上梁山前就是这样的。美国安德森的《小镇畸人》、英国乔依斯的《都柏林人》、苏联阿斯塔菲耶夫的《鱼王》也类似这种艺术结构——但大多数习惯了情节的中国人并不喜欢。加之作品善用白描,对人物只以具体语言和行动进行冷静客观叙述,基本不作褒贬,作家强烈的感情都巧妙地内藏起来,使不少读者在阅读时不那么“痛快”。接受《儒林外史》,不仅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,需要熟悉明清时代的礼仪规范、社会风俗,还需要了解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写作特点。《儒林外史》不宜“阅读”,只能“品味”,在仔细的品味中获得感悟,从而认识其深刻和伟大。

被誉为新的《儒林外史》的《围城》,对于《儒林外史》的艺术借鉴是显而易见的:首先是知识分子题材;其次是讽刺风格;三是塑造人物性格时白描手段的广泛运用。

在《围城》最走红时,作家吴组缃挑刺说:“《围城》不过是教授小说,用力学《儒林外史》的讽刺罢了,作者的生活圈子狭窄,不宜过高评价。”吴组缃的直率固然值得肯定,但他对《围城》的批评没有抓住要害。《围城》的讽刺确实学了不少《儒林外史》,却也有很多创造性的新手段。生活圈子狭窄也不一定就写不出好作品。张爱玲生活面就狭窄,可依然写出了《金锁记》这样光芒四射的佳作。普鲁斯特成年后不出门,窗子都难得打开一次,可他写出了划时代的巨著《追忆逝水年华》。另外乔依斯、卡夫卡、帕斯捷尔纳克等人,生活面也很狭窄,并不妨碍他们写出传世之作。

钱钟书的主要问题,是在写作过程的心气浮躁和偏激情绪,讽世论事未能秉持“公心”,使《围城》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缺点。

 

2017年2月日 - 78jitong - 春节快乐·鸡年吉祥

1950年清华校庆日,钱钟书一家摄于清华大学新林院宿舍

钱钟书是一个跛脚奇才,数理化极差,文史哲俱佳。1929年报考清华大学时,数学仅得15分。按规定有一科不及格就不能录取,校长罗家伦见他国文、英文都是第一名,便打破常规,将其破格录取。在校时,钱钟书博览群书,深得叶公超、冯友兰、吴宓赏识,吴宓甚至称赞钱氏为“人中之龙”。

到毕业时,校方有意挽留钱氏。钱说:“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。”左右皆侧目而视。1933年,钱氏被上海光华大学破格聘为讲师,两年后考上英国牛津大学。他春风得意,豪气冲天,携新婚妻子杨绛远赴英国求学。

在出国的船上,钱氏与杨绛吵架了。原因只为一个法文“bon”的发音。杨绛说钱氏的发音不对,钱不服,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。杨绛奋起还击,依其才华,估计用语的火力不会太差。最后夫妻俩请船上的法国女士公断,证明是钱氏错了。68年后,92岁的杨绛在回忆这次争吵时写道:“我虽然赢了,却觉得无趣,很不开心。”

在英国和法国期间,能与钱钟书对等玩的,仅有向达等少数几个人。有人以钱氏过于刻薄敬而远之,钱氏趁机勤奋攻书,奠定了坚实的西学基础。

1938年,欧洲大陆战云密布之际,冯友兰、叶公超说服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,破格聘请远在巴黎的钱钟书回国担任联大外文系教授。船到香港,钱氏与杨绛分别,直奔昆明。

在西南联大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钱钟书旁征博引、风趣幽默的讲课风格,很受学生欢迎。但口无遮拦、锋芒毕露、任意臧否人物的狂妄个性,也使其树敌过多。他曾对别人说:“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,叶公超太懒,吴宓太笨,陈福田太俗。”以学识而论,此三人不是大才,但也并非庸碌、等闲之辈,分别是货真价实的剑桥硕士、哈佛博士、哈佛硕士,况且都是老资格的清华教授。他们对晚辈钱钟书是欣赏的,或多或少有过帮助和提携。钱氏之论,有部分真实,也有部分不实。钱氏出口伤人,叶、陈联手向校长建言不聘钱氏;吴宓厚道,对于钱氏之言毫不计较,主张继续聘请。多年以后,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事,叶回答他不记得钱氏这么个人,可见钱氏伤人之深。此一事件,钱氏无礼在先,叶、陈还击于后。吴宓是君子,胸怀宽广让人敬佩;叶、陈也不是小人,最多只能算防卫过度,于“嫉妒”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。

钱钟书暑假回上海探亲,等不来联大聘书,只好沿着后来《围城》中方鸿渐的路线,辗转宁波、金华、吉安,来到湖南蓝田师院担任外文系主任。他一边“照顾”父亲钱基博,一边高谈阔论,一边在桐油灯下埋头苦读。有一次在课堂上谈到父亲,他说:“家父读的书太少。”父亲听说后坦率地承认:“他说得对,我是没有他读的书多。”1941年暑假,钱氏获悉西南联大决议聘其回校,便辞去蓝田师院之职,回上海静候佳音。但这次又是“痴汉等婆娘”,一直没消息。10月底,已是外文系主任的陈福田到上海,亲自上门聘请钱钟书回校。但钱氏认为,如果对方真诚,聘书早就应该到了。迟迟不发,显然是不欢迎他。他几句话就将陈福田打发走了,从此寓居上海,直至1949年解放军进城。

抗战末期,上海沦陷区文学繁荣。师陀、苏青、张爱玲、徐讦、无名氏等人的代表作都在这里诞生。杨绛回国后一直生活在上海,写过《称心如意》、《弄真成假》等戏剧作品,后来又有《小阳春》等一些短篇小说问世。当时与钱钟书、杨绛夫妇经常来往的有郑振铎、李健吾、傅雷夫妇、宋淇、柯灵、许国璋、李玄伯、郑朝宗等人。杨绛的文学才华得到大家一致好评,这多少让争强好胜的钱钟书感到不是滋味。

此时钱氏没有得到大家公认的著作,只在1941年底出版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。此书狂傲与偏执纠结在一起,作者情绪几乎不能自持,文风极差,谈不上文学性,但对研究钱氏一生为人、为文的特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1943年,张爱玲经柯灵扶持,在上海文坛异军突起,先后发表《沉香屑》、《倾城之恋》、《金锁记》。1944年4月,眼界甚高、从不轻易赞扬他人的傳雷发表《论张爱玲的小说》,对张氏已发表的作品诚恳而直率地予以点评,称《金锁记》是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”。柯灵、傳雷是钱家常客,钱氏不可能不知道张氏崛起。

在杨绛无形的压力和直接的鼓励下,在张爱玲的刺激下,个性、自尊心极强的钱钟书,连续两年闭门不出,于是有了短篇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和长篇小说《围城》。从艺术风格上来看,钱氏小说与杨绛差异大,而受张爱玲小说影响比较明显:一是题材上的独辟蹊径;二是在淡淡的战争背景下对个人感情的关注;三是语言生动机智、充满灵气;四是没有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的介入。读钱氏小说,总能感觉到与张氏小说的相通之处。

有朋友来访,称赞杨绛的剧本。钱氏在场,立刻正色道:“你只会恭维季康(作者注:指杨绛)的剧本,却不知道钱钟书的《围城》——钱钟书在抗战时所写的小说——的好处。”此时的钱氏,尚无实绩支撑其才华,似乎格外在意别人对他文学创作的评价。他很失望,《围城》虽然再版了两次,销路不错,但评论界负面看法居多。连经常见面的好朋友傳雷也保持沉默,全然没有《金锁记》出版时的热情。

《围城》的内容与钱钟书的经历息息相关,三闾大学有西南联大和蓝田师院的影子。真实的钱钟书在小说中一分为二——成为方鸿渐和赵辛楣。他们都是钱氏代言人,对谁都瞧不起,彼此趣味相投成为好友,在不同场合,轮番代表钱氏对社会和人事发表看法,并推动情节发展。他们的经历,真实反映了钱氏特殊个性在婚姻和事业中遭遇的困难,以及钱氏尚不彻底的反思,因此《围城》本质上属于自传体小说。

钱钟书兼具突出的才情与深厚的功力。《围城》是伟大与缈小、深刻与肤浅、杰出与平庸、高雅与俗气、诚恳与油滑、机智与笨拙、严肃与戏谑……纠结在一起的产物。这是一部瑕瑜参半,让有眼光、有见识的评论家很犯难的小说。如果钱氏不是急于要证明自己的才华,急于要宣泄婚姻和事业不顺引起的愤怒,等待自己的偏激情绪平息后再动笔,情况会不会好得多呢?毕竟,在《人·兽·鬼》中,《猫》和《纪念》两个短篇小说证明,钱钟书具有很高的文学创作天赋。

与《写在人生边上》相比,钱钟书写作《围城》时,试图努力控制自己的浮躁心理和偏激情绪,可惜他进步不大,最终未能战胜自我——这对他的小说写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损害。他自视太高,又缺乏自省,认为在所有的矛盾冲突中,都是别人的错误,于是在小说《围城》中尽情发泄。小说中除方鸿渐和赵辛楣外,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他讽刺、嘲弄、挖苦、贬低的对象。钱氏将这些人的缺点随意放大,抓住一点,不顾其余。更让人困惑的是,这些人的个人品质不好,不是社会影响或者制度欠缺产生的,仿佛是他们与生具有的。鲁迅所说的“公心讽世”,钱氏绝不具备。

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,在钱氏笔下虚伪、媚上、好色轻友。先说虚伪,高松年寄给方鸿渐的聘书,说好是教授,方鸿渐到校后,不愿拿出“克莱登”大学的假博士文凭,高松年以此为由,声称通信误会,只聘其为副教授,承诺一年后聘方为教授。再说媚上,高松年先聘李梅亭为中文系主任,后来要讨好教育部副部长,未告知李,便安排副部长亲戚汪处厚当了主任。好色写得含蓄而明确,汪处厚外出打牌时,高松年夜访汪处厚夫人不遇,原来是与赵辛楣夜游去了。高松年怂恿汪处厚抓奸,并推波助澜逼走赵辛楣。三件事的第一件,高松年完全有理;第二件,高松年有不得已的苦衷;第三件,高松年夜访有夫之妇,好像有点“那个”,但并无出格之事。赵辛楣要走,主要是为了自己的面子。《围城》中的其他人物,与高松年大同小异,极为不堪。

在钱钟书看来,三闾大学所有的教师,都与委琐、庸碌、虚荣、好色、无知、自私沾边——这不是对现实的批判,而是对现实的偏见。其实在钱钟书人生旅途中,几次“破格”,正说明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唯才是举的良好素质,让人敬佩。蔡元培、胡适、罗家伦、梅贻琦、傅斯年、马相伯、张伯苓……民国校长们独立办学的精神、民主自由的思想,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,人们至今念念不忘。方鸿渐几乎与所有人关系紧张,高松年作为校长总要有所取舍,最后不发给方鸿渐聘书,实在是大势使然。现实生活中的钱钟书,清华大学(西南联大)厚之甚多,以其多次狂妄至极、出口伤众的前科,被其指名道姓讽刺为“太俗”的陈福田,竟能亲自上门聘请,实为胸怀宽广。钱钟书不领情,继而在《围城》中发泄怨气,一杆子打倒一大片,反而显得心胸狭窄。

截至《围城》发表,钱钟书的为人、为文,确实有值得检讨的地方。钱钟书的文才和学识,均不输给吴敬梓,但他的偏执与刻薄,妨碍了他成为一个伟大作家,《围城》的总体成就,当在《儒林外史》之下。研究《围城》的诸多学者,怯于钱氏后来的学术成就,对其仰望敬畏,多于怀疑批评。倒是钱钟书本人后来多次表示,《围城》并不成功,却也不是不能待客。这是他作为杰出学者,经过自我反省后得出的结论,绝非谦逊之词。

 

2017年2月日 - 78jitong - 春节快乐·鸡年吉祥

钱钟书最可贵的是,他接近权力而不受权力影响,著文不受意识形态左右


对于钱钟书个人而言,《围城》出版后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。

首先反映了钱氏小聪明多,大智慧少,在文学创作中缺乏宏观分析和总体把握能力。小说的议论多有机智和深刻之处,但有些地方并不自然贴切,容易被认为油腔滑调,运用过度也确有卖弄和炫耀学问之嫌。有的言论失之肤浅,实际是对读者的不尊重、不信任,写小说毕竟不是做学问。作者对时代背景交代、烘托不够,没有考察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社会、历史、环境等方面的原因,造成性格单一,进而让读者对真实性产生怀疑。

其次,表现了作者高高在上、自以为是、嘲弄一切的刻薄心态。对小人物缺乏同情、宽容,极不厚道。方鸿渐、赵辛楣从上海上船,住进头等舱后,发现李梅亭、顾尔谦竟然买了通舱票。作者通过方、赵分析,断定是李、顾二人为了省钱,将学校寄来的旅费留在家里了。方、赵是富家公子,惯于享受,李、顾上了年纪,有家室之累,双方经济能力的差异,导致不同选择。聪明的作家,一定会利用这个细节,交代李、顾的个人历史和现在的家庭状况,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。但遗憾的是,钱氏通过方、赵,对李、顾的行为表示鄙视和不屑。不知生活艰辛,不识贫困滋味,竟至于此!如果有人据此说钱氏没有体谅他人的宽容之心,是很难反驳的。另外,李梅亭到三闾大学后,开设“中国先秦小说史”这门课,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。钱氏本意借此讽刺李的无知,但这事太夸张,不真实。戏谑过度,玩笑太大,反倒说明作家创作心态不成熟。

《围城》激化了本已存在的钱氏与他人的紧张关系,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时钱钟书夫妇的人生选择。此时被钱氏称为“太懒”的叶公超,已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,与叶交好的胡适、梅贻琦、傅斯年都是台湾文化界的头面人物,他们都对钱氏印象不佳。相反,钱氏夫妇在法国留学时,曾经偶然应朋友约请,作为共产党代表,参加过1936年在瑞士召开的“世界青年大会”。他们30年代与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人士从无过节,并在上海孤岛时期与郑振铎等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,况且《围城》也可理解为讽刺国统区教育界乱象的愤世之作。权衡利弊,钱氏夫妇决定留在大陆,并顺利北上,重返清华大学。这在以前是困难的,因为在抗战结束后,钱氏与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,一直没有改善关系的迹象。

以钱氏的鲜明个性和英法留学的背景,要适应集体主义和组织至上的新政权,必须脱胎换骨。这一次,钱氏成功转型。一个善于高谈阔论、口无遮拦的钱钟书不见了,一个言行谨慎、低调内敛的钱钟书出现了。作为一个智商极高、学贯中西的人,也许是《围城》出版后带来的负面效应,促使他对自己前半生的得失进行了深刻、彻底的反思。他清醒地认识到,个人再有才华,在庞大的社会力量面前,却显得缈小而微不足道。古今中外历史上,才华横溢的人,往往比随和、平庸者更易遭到打击,甚至迎来灭顶之灾。正因如此,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,钱氏夫妇大体安然无恙,平稳进入20世纪80年代。而民国时期远不如钱氏张扬的父亲钱基博、好友向达,在反右中未能逃脱厄运。挚友傳雷、吴晗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迫自杀。

钱氏最可贵的是,他接近权力而不受权力影响,著文不受意识形态左右,坚持了一个学者独立思考、精神自由的勇气。他的自视甚高,从来不曾改变过,只不过前半生扬于外,后半生藏于内。

继《谈艺录》后,《宋诗选注》、《管锥编》给他带来巨大的学术声誉;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,又使他拥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。晚年钱钟书功成名就,已犯不着与任何人争长论短,甚至犯不着多看崇拜者敬仰的目光。

但他在《管锥编》中,用整整5页对“文如其人”的观点进行批驳。第四册《全梁文卷一一》,作者针对简文帝《诫当阳公大心书》中“立身之道,与文章异;立身先须谨重,文章且须放荡。”这句话,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几十个例子,从正反两方面证明“文不如其人”或“人”与“文”的分离。钱氏评论道:

见“文章”之“放荡”,遂断言“立身”之不“谨重”;作者有忧之,预为之词而辟焉……王国维《红楼梦评论》第五章:“如谓书中种种境界,种种人物,非局中人不能道,则是《水浒》之作者必为大盗,《三国演义》之作者必为兵家”……有英人日记中评当时两名家作诗皆适反其为人:一篇章荡狎而生平不二色、无外遇,一词意贞洁,而肆欲纵淫,无出其右。

钱氏不厌其烦的论证,其实并无多大说服力。主张“文如其人”的论者,照样可以引经据典,举出更多例子证明“文如其人”论断的正确。

钱氏是不是意识到了自己早年写作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、《人·兽·鬼》和《围城》时,确实存在不良文风,在此进行委婉辩护呢?或者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,他想把自己早年为文的负面影响极力降低?

钱钟书、杨绛夫妇很明智,尽管有夏志清、司马长风在海外大力推崇,国内的《围城》热在20世纪80、90年代达到高潮,他们始终没有对《围城》给予任何带倾向性的评价,不曾为此而自夸。1980年《围城》重印时,杨绛应邀写了一篇《记钱钟书与<围城>》的文章,结尾时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:

我认为《管锥编》、《谈艺录》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,《槐聚诗存》的作者是个“忧世伤生”的钟书,《围城》的作者呢,就是个“痴气”旺盛的钟书。我们俩日常相处,他常说些痴话,说些傻话,然后再加上创造,加上联想,加上夸张,我常能从中体味到《围城》的笔法。

夏如秋《皖游札记》全椒篇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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